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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共创现代语文——“日本新语入华”考析

合力共创今世语文

——“日本新语入华”考析

《瀛环志略》 资料图片

【语谈吐坛】

有一种说法颇为风行:近代中国所用新名词多数来自日本,若无日本名词,今世国人无法措辞作文了。此议似是而非,必要辨析,以明底里。

借词必需

汉语是一种开放的说话系统,古来即有采借外来语的传统,早期汉译外来语不少,如葡萄、茉莉之类。因为近代文化是在中西冲突与意会间天生成长的,故作为关键词盛行的近代术语,广为采撷泰西观点,不少具有借词身份。

中华文明沿袭数千年未曾中辍,缘故原由之一,是作为形音意三者得兼的汉字词(名)富厚且词义相对稳定。今人涉猎两三千年前的先秦两汉古文,借助对象书,领会其意并无大年夜碍。

汉字文化又赓续相逢外来语,与之互动,得到泉源活水。如在魏晋隋唐间,吸纳大年夜量源自南亚的佛教观点,组成多少反应佛法的汉字新名,诸如法、空、禅、天下、现在、醒悟等,渐成汉字常用词。

时至近代,汉字文化又与西方文化订交会,常识量迅猛增长,反应新常识的观点井喷般涌现,经过“方言超升,古语更生,外国语内附”等道路,借助汉字将新观点“词化”,天生批量新名,汉字旧名也得以更化新生。对付此一演掉常势,说话学家王力述评道:“佛教词汇的输入,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年夜事,然则,比起泰西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从词汇的角度来看,近来五十年来汉语成长的速率跨越曩昔的几千年。”王力此言之后,又以前40年,其间汉语词汇的成长愈甚于前50年。有人统计,时下每年新增汉字词达三四百个之多。

因为日本明治维新进修欧美近代文化有成,作为汉字文化圈一员的日本与中国互相借助,使用汉字翻译大年夜量欧美词汇(主如果学科术语),这些新名随日译西书传入清末夷易近初的中国,故近代中国通用的关键词,不少是在中—西—日三边沟通中天生的。

借词以新名形式进入借方说话,增添说话数量,富厚说话体现力,是说话作跨文化旅行的体现。汉字具有强劲的表意性。每一个汉字不仅是一个音符,同时还具有特定的义位,而且汉字每每一字多义,可供翻译时选用。意译词能发挥汉字特有的表意性,明示其文化内蕴,无意偶尔音译+意译,如啤酒、卡片、霓虹灯、绷带等;连音译也每每择取音意兼顾的汉字组合成词,如逻辑、维他命、适口可乐等,以及近年呈现的疾驰、黑客、迷你裙、托福之类,在表音的同时,又供给某种意义暗示。严复在音译Utopia时,取“乌托邦”三字,在对音之外,又可从这三个汉字中孕育发生“乌有依靠之乡”的遐想,以眧示“理想主义”意蕴。这些音意合璧译词,是充溢睿智的汉字文化的绝妙创作。

经由过程借词以创制新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说话征象。王国维积极评价新语的借取,“周秦之说话,至翻译佛典之期间而苦其不够;晚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够。……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

百年以前,“新语之输入”有增无已,而诸如科学、夷易近主、自由、经济、文学、艺术、封建、本钱、教导、新闻、物理、化学、生理、社会、革命、共和、政党、阶级、权利、临盆力、天下不雅、社会主义、常识分子等学语切实着实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历程中实现的。这些汉字新名,词形是汉字文化固有的,词意大年夜都受中国和西方双重身分的影响,日自己分也介入其间。故追溯汉字新名的源流,考察作为今众人思维纽结的新观点的天生机制、成长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多边互动的繁杂图景,彰显近代思惟文化的收集状过程。

语文互动

古代日本从中国入口包括大年夜量汉字词在内的汉字文化系统,此为确论,无须赘述。一种盛行说是,文化传播偏向上,近代中白昼发生逆转,仅就词语而论,日本便从输入国变成输出国,中国则由文化供应源转为文化受纳处。

此说有粗疏之弊,略做历史分期,应算作如是说:近代早期(中国的明清之际及清中叶,日本的幕末明初),文化传播偏向的主流,仍是中国通昔日本;至近代后期,日本因明治维新成功,研习西学的水昭雪超中国,其体现之一是清末夷易近初中国从日本引入大年夜量译介西学观点的新名词。张之洞称“日本名词”,林琴南称“东人之新名词”,刘半农称“东洋派之新名词”,20世纪50年代说话学者称其为“日语借词”。

近代中国应用的反应新常识的新名固然不少来自日本,但称多数为“日语借词”,则过头其词。笔者以下将述说此种夸诞之误,绝非要给“词汇夷易近族主义”张目,不是为了证实“老子先前比你阔”,以得到阿Q式的“精神胜利”,而是从近代汉字文化史实况引出的结论。

甲午中日战斗的惨败,匆匆成国人“大年夜梦初醒”,决意向强敌进修,自1896年开始调派青年学子赴日,研习经日本人消化过的西学。此后十余年,渐成留学东洋高潮。经中日两国人士的努力,尤其是满坑满谷的中国留日门生的转输,汉字新语从日今大年夜量涌入中国。康有为1897年撰《日本书目志》,收录大年夜量日制学名,如经济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等,一时朝野注目。

清夷易近之际从日本入华的汉字新名,有如下几类:

(1)音译词(瓦斯、俱乐部等)。

(2)日本训读词(进口、手续等)。

(3)日本国字(腺、膣等)。

(4)日文译语(基于、对付等)。

(5)将中国古典词原义放大年夜、缩小或转义,以对译泰西观点。(如“征象”本为汉译佛语,意为佛、菩萨现出化身,日本哲学家西周为其注入新义,成为与“本色”对应的哲学术语。)

(6)运用汉字造词法创制新词,以对译泰西术语。

上述几类词语有些确乎源自日本,如(1)至(4)类,但数量更大年夜、更为紧张的(5)(6)两类,多不能以“日源词”一言以蔽之,由于此中多少新名另有来历——

(1)源出中华古典

清夷易近之际被认作是从日本入华的大年夜批汉字词,如自由、社会、科学、卫生、小说、机械、参不雅、代表、单位、发现、否决、范畴、征象、革命、共和、讲师、教授、博士、消极、标本等,究其蓝本,多来自中国古典词库,是晋唐宋明以降从中国传至日本,近代经日本改造后作为西学译名“逆输入”中国的,称其为“侨词来归”对照恰当。由于它们本为中国旧词,在中土语用已然千百年,后侨寓日本,领受外来文化浸礼,近代作为“侨词”回归中国汉语系统。

(2)来从容华编译、出版的汉文西书

还有一批反应近代学科观点的汉字新名,如植物学、物理学、地球、热带、温带、冷带、寒流、暖流、细胞、大年夜气、真理、公理、定理、比例、权利、立法、选举等,曾被误以为是“日源词”,实则非也。它们是在明清之际和清末这两个时段,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人相助,以“西译中述”(西方人口译,中国人笔述)要领在中国创制的,先后于江户中后期和明治前中期传至日本,其载籍为在中国刊印的早期汉文西书(明清之际成书)与晚期汉文西书(清中末叶成书)。

(3)晚清“开眼看天下”中国人的创制

清道咸年间国门初开,一些先辈的士人渴求新知,借助汉译西书、西报,撰写一批先容西事、西学的册本,闻名者有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编纂的《瀛环志略》等。这些册本在先容外域情事、学术时,译创了一批史地类、政法类、科技类汉字新名。这批册本在本国遭受冷遇,而传至幕末明初日本,洛阳纸贵,多次翻印,幕末维新志士吉田松阴称“魏源之书大年夜行我国”。这些书译制的汉字新名随之播传于日本,日人广泛应用之余,还引为译制汉字新名的范本。如《海国图志》的报纸译名“新闻纸”,美国元首译名“大年夜管辖”,皆被日本人采纳,通畅至今。

总之,上述几类汉字词,有的并非“新语翩至”,而是“旧词中兴”,或谓“古典词改革”;有的不是“日词入华”,而是“侨词来归”;还有不少新名产地在华不在日,日本只是中转站。因而,把它们一概视作“日语借词”,不符历史实际。从语源学角度论之,必须规复上列三类词语的“中国首创”“翻新古典”及“回归侨词”身份,并论析翻新始末,输出与逆输入历程,考核中—西—日三边互动间的因革及通报转换情形。

互为师生

我们不应无视幕末明治日本成长汉字文化的重大年夜供献。近代日本创制一批汉字新名;大年夜量拔取汉语古典词翻译泰西术语;遍及词缀化用法,如前缀(如老~、小~、第~、非~)与后缀(如~者、~力、~性、~化),又借鉴西式语法,富厚了汉字语用,对口语文运动及汉语的今世化进程起到推动感化。这一收成必须肯认,却又不能是以对汉字新名的语源张冠李戴,一概让与日本。

笔者以为,近代日本对汉字文化成长的匆匆进,主要并不在于供给了若干新词,而在于遣散汉字新名的散漫无序、自生自灭状态,界定了中国自创、或由日本制作的新名的古典义、今世义、天下义,并使之贯通,汇入学科体系,并经由过程黉舍教导、社会教导,为汉字文化建筑今世性常识系统供给语文根基。这项极故意义的事情,既非中国、也非日本零丁完成,而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三百余年间,中—西—日三边互动的结果,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此间互为师生,交相更替创作者与进修者身份,而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帮忙下的译创之功也至关紧要。

自严复等兼通中西语文的译者呈现今后,中国徐徐削减借助日译西书,而直接译述西学,根据英、法、德、俄诸文本译创汉字新名。日本的“二传手”功能下降,但明治期间日本新语的效用并未中止,其某些上风继承声张,如严复“一名之立,旬月犹豫”,苦心孤诣译创的“计学”“群学”“母财”“脑学”固然准确、典雅,却不及日译汉字新语“经济学”“社会学”“本钱”“生理学”明快易懂,故在近今世中国盛行的,少有严译词而多为日译词。

直至现代,日本词汇传入中华还在进行中。时下盛行的新词,如“达人、人气、人脉、完败、完胜、物流、研修、职场、熟女”等皆为日制词。

日本译词虽有便捷易用的优点,但不应轻忽,这些日本汉字词多数源自汉语古典,或用汉语构词法创制,皆与中国文化保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新近一例颇能阐明问题。2019年5月1日,日本天皇更替,新年号“令和”。官方解释此名是从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早春令月,气淑风和”句中择字组成,并传播鼓吹这是第一个典出日本古籍的年号。这显然有文化“脱中”用意,但经考索却拔苗助长。公元8世纪成书的《万叶集》“早春令月,气淑风和”句,脱胎于东汉科学家兼辞赋家张衡公元2世纪初作品《归田赋》的“二月令月,时和善清”,而张衡又参酌了先秦文籍《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句式。日本应用的汉字词汇,多源出中国古典,这是不必也弗成逃避的历史实际,日本近代翻译西学时创制汉字新语,深植中华文化土壤,这是弗成忘却,更不能斩断的历史脉络。

综论之,中日之间的语文交际,呈一种互为师生的关系,今人不必作偏执一真个估量。中日两国合力共创的语文成果,是丰盛的文化财富,至今仍在中日双方发挥感化,并且构成当下及往后语文扶植的坚实根基。

(作者:冯天瑜,系武汉大年夜学中国传统文化钻研中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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